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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观点文章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英国脱欧公投十年来对英国经济、社会和国民观念产生的影响，以及承续“福特主义”的“马斯克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
文｜贾敏，季寺
英国脱欧后“失去的十年”
2016年6月23日，英国民众在脱欧公投中以52% : 48%的比例投票决定离开欧盟，由此开始了一场漫长曲折的政治进程。脱欧公投十周年之际，西方媒体纷纷撰文回顾分析英国脱欧带来的影响，不少媒体用“英国失去的十年”（Britain's lost decade）作为总结。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0日，英国伦敦，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呼吁重新加入欧盟。
就在脱欧公投十周年前夕，十年来的第六任英国首相斯塔默黯然下台，仿佛历史的一声回响。美国媒体AXIOS以“英国失去的十年”为题的报道称，英国脱欧之初曾许下乌托邦式的承诺，即建立一个不受束缚的“全球英国”，以遏制移民、削减繁文缛节并重新掌控其边境和预算。然而脱欧后一众保守党首相却让国家陷入了更深的混乱：特蕾莎·梅因脱欧谈判而垮台，鲍里斯·约翰逊因丑闻而垮台，利兹·特拉斯因市场恐慌而垮台，里希·苏纳克因选举惨败而垮台。在投票“夺回控制权”十年后，英国仍然深陷政治瘫痪的泥潭。
Yougov本月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7%的英国民众认为投票脱离欧盟是错误的，其中包括23%投票支持脱欧的选民；十分之六的英国人认为脱欧是一场失败，保守党和鲍里斯·约翰逊需对此负主要责任；55%的英国民众支持英国重回欧盟，前提是保留脱欧前英国在欧盟享有的豁免权，如果必须放弃这些条款才能重新加入，那么支持的比例降至35%，反对的比例则高达43%；59%的英国人支持与欧盟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但不加入欧盟、单一市场或关税同盟。
《卫报周刊》6月26日的封面同样以“英国失去的十年”为题。专题文章“从‘弯香蕉’到给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下文简写作NHS）拨款3.5亿英镑，哪些脱欧承诺真的成为了现实？”（ From bendy bananas to £350m for the NHS – how many Brexit promises actually came true?）爬梳了10年前那场脱欧大战中，脱欧派政客抛出的诱人承诺有多少得到了实现。
相当一部分脱欧承诺围绕欧盟标准的官僚主义展开攻击，例如：“不得销售容量超过五升的橄榄油”—— 过去十年关于橄榄油包装的各项标准并未发生改变；“禁止销售弯曲的香蕉”——实际上欧盟只是规定了特级和一级水果的标准并未发布禁令，脱欧也没有改变与饮食相关的规则，因为选民不愿降低饮食标准；“欧盟规定了吸尘器的功率”——事实上欧盟2014年为激励制造商提高能效促进环保，出台了一项规定设定了电器的最大输入功率上限，针对吸尘器的最大功率最初设定为1600瓦，2017年降至900瓦，英国至今仍保留了这一规定。
除了上述细枝末节的争端，也有脱欧派政客旗帜鲜明地提出脱欧后英国可以通过夺回法律制定过程中的民主控制权削减不必要的监管规定。但事实上脱欧后并未出现对监管的大规模废除，一方面另起炉灶往往代价高昂，例如英国本打算用UKCA认证标志取代欧盟的CE认证标志，结果在2023年临近截止日期时决定继续承认CE标志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减少监管并非对所有行业都可行。例如在涉及重型机械操作、可能危及生命的行业里，没人希望降低健康和安全标准；在农业转基因和食品添加剂审批方面，英国确实和欧盟监管分道扬镳了；但在可能包括医药和化工的一些行业，工党目前强调与欧盟标准的一致性，以期今后能够在谈判中更顺利地进入欧洲大陆市场。
关于NHS拨款，脱欧公投期间，脱欧派阵营的一支电视广告宣称，“我们每周向布鲁塞尔支付3.5亿英镑。这笔钱被浪费了。这笔钱足以每周新建一家医院”。尽管这个数字从一开始就受到专家的质疑，但约翰逊在公投结束后反复提及这一数字，“为NHS拨款3.5亿英镑”的标语还被印在“脱欧派”竞选巴士的侧面。公投两年后的2018年，时任首相特蕾莎·梅宣布了一项为期五年的NHS拨款方案，该方案将使NHS的实际支出每年增长3.4%。她表示，到该方案结束时的2023-2024年度，这意味着NHS的支出每周将增加3.94亿英镑，并声称她所承诺的部分额外资金将来自脱欧后不再支付给欧盟的年度会费。然而，由于2020年遏制新冠疫情和救治大量患者的需要， NHS的实际支出最终远超特蕾莎·梅当初的预想。从实际情况来看，英国目前的医疗支出远高于疫情前和脱欧前的水平，但很难确定脱欧是否对此产生了直接影响。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脱欧导致英国经济规模至少缩小了4%（有的研究数据则是6%-8%），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远高于停止向欧盟缴纳会费带来的收益。
移民问题也是脱欧公投中的核心议题。法拉奇领导的“离开欧盟”（Leave.EU ）运动将矛头直指移民，通过极具煽动性的广告牌展现难民涌入，宣称英国已经到了“崩溃点”（breaking point）；“投票离开”（Vote leave）组织的策略更为审慎，但同样反复强调控制移民是脱欧的一大好处，同时渲染土耳其等新国家加入欧盟后其公民将获得在英国生活和工作的权利。但十年过去，土耳其仍未入欧，脱欧也没有带来移民管控的收紧。相反，由于约翰逊政府试图避免劳动力短缺（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力图挽救濒临崩溃的护理行业时），在英国工作的移民数量反而增加了。
英国采用的不是脱欧派宣扬的“澳大利亚式积分制”移民制度，而是一种相当宽松的、雇主主导的移民制度，同时也关注学生群体，由于脱欧后欧盟学生不再享受和英国学生同等的学费待遇，导致入学人数预计将大幅下降并危及大学财务状况，约翰逊政府宣布允许外国毕业生在毕业后留英两年寻找工作机会。不过，随着针对所谓“鲍里斯浪潮”（Boriswave）的民粹主义反弹愈演愈烈，之后的历届政府都采取了严厉的移民管控措施——包括提高薪资门槛、取消社会护理签证以及增加海外学生留英的难度。
脱欧公投期间，约翰逊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对着龙虾咧嘴笑的照片，表示脱欧后英国可以“重新掌控本国海域，制定自己的渔业政策，并支持本国渔民”。彼时英国渔业界对欧盟的共同渔业政策深感不满，因而将“脱欧”视为千载难逢的契机，但公投后的“脱欧”谈判并未给该行业带来所期盼的“全新开端”： 在“脱欧”之前，欧盟国家捕获了英国海域约一半的鱼类。在谈判达成的协议中，他们同意放弃约四分之一的捕捞份额，在五年半的时间内分阶段实施。英国与欧盟之间仍需就各类鱼种的“总允许捕捞量”进行年度磋商，并据此确定捕捞配额。这显然与渔业界控制海洋的愿景不符。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农业领域，2016年支持脱欧的时任农业大臣宣称脱欧后“英国政府将继续为农民和环境提供与目前相当——或者可能更多——的支持。”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尽管账面数字相差无几，但资金投入未能跟上通胀，预算始终停滞不前。并且农业补贴的内容从以往基于耕地面积向农民发放的欧盟“共同农业政策”（CAP），转变为新的“环境土地管理计划”（Environmental Land Management Scheme），后者根据农民实现环保目标的情况来支付报酬。这一转型中充满了混乱，新的补贴模式毁誉参半，英国农民一半加入了可持续农业激励计划，另一半则没有。环保界人士对新模式赞誉有加，称其为世界领先的举措，也有人认为这使得粮食生产面临巨大风险，因为此前支持计划所提供的韧性保障已不复存在。对于某些类型的农场而言，失去“共同农业政策”的支持带来了严峻挑战。
贸易方面，脱欧派一度认为脱欧后重新与欧盟缔结一份自由贸易协定将易如反掌，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欧盟坚持必须先敲定脱欧条款，否则拒绝开始讨论脱欧后的英欧贸易关系。直到2020年1月约翰逊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脱欧协议才最终获得批准；随后又耗费了10个月时间，直至当年平安夜，双方才最终敲定了后来被称为“贸易与合作协定”的文件。这份协定尽管实现了贸易零关税，但由于英国不愿遵守欧盟的规则与监管，英国出口商不得不面临边境检查及更繁琐的行政程序，据估计2024年英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量比若未脱欧可能达到的水平低了约15%。
脱欧公投中的一份宣传册写到，作为欧盟成员国，英国无法与中国、印度和澳大利亚等国家谈判自己的贸易协定，相比之下，脱欧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与全世界进行贸易”。自脱欧以来，自 2016 年以来，英国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以及海湾国家达成协议。但在此期间，欧盟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达成了协议。两相对照，英国的这份成绩单无甚值得骄傲之处。
当地时间2016年6月24日，英国利兹，脱欧阵营赢得公投胜利
还有边境问题。约翰逊在脱欧公投期间坚称脱欧后北爱尔兰（作为英国的一部分将脱离欧盟）与爱尔兰共和国（将继续作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状况将“绝对不会改变”。而在投票结束后，如何在满足“脱欧派”摆脱欧盟控制的诉求的同时，避免在货物从北爱尔兰进入爱尔兰共和国及欧盟单一市场的过程中出现“硬边界”，成为了谈判代表们面临的最棘手挑战，导致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特蕾莎·梅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让她失去了首相职位，最终，约翰逊的脱欧协议，实际上允许北爱尔兰在货物贸易方面继续留在欧盟单一市场内，尽管这是他和支持者最初断然拒绝的方案。尽管北爱尔兰和爱尔兰共和国的边界并未设置检查站， 但脱欧仍然深刻地影响了当地政治，让北爱尔兰的宪制安排变得更加脆弱。至于脱欧能够让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联盟变得更加稳固的论断，则最终被证明无关紧要：公投结束后支持苏格兰独立的选民比例在2019年一度上升至59%，但近年又回落到了50%以下，脱欧或许并没能巩固联盟，但也没有导致国家分裂。
《半岛电视台》近日刊发了一篇题为“十年之后，脱欧带给英国的代价不仅是经济上的”（After a decade, Brexit's cost to Britain is not only economic）的特稿。文章指出，与经济层面的损失相比，脱欧更沉重的代价发生在社会层面，即对英国政治文化，及其对极端言行的容忍度、关于“谁属于这里”“谁应被视为局外人”“如何将他人排除在外”的社会话语的缓慢重塑，这导致了有毒的政治极化。英国围绕移民（尤其是有色人种移民）的焦虑情绪与种族主义由来已久。脱欧公投源自保守党内部数十年的疑欧主义（euroscepticism），脱欧派通过将关于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复杂议题转化为一场关于边境管控的公投，为排外心态提供了最新的许可，从而赋予了移民政治一种强烈的道德色彩，并使其至今仍紧紧占据着舆论焦点。这导致了一种有毒的厌憎文化，过激的言辞影响政府政策，酿成街头暴力，助长了传播虚假消息的信息战，使得英国珍视的文化多样性变得岌岌可危。
作者哈米德·哈基米（Hameed Hakimi）最后指出，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将移民视为所有社会不满和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带来了英国政治叙事的粗俗化、极端主义的正常化，并将越来越多的非白人背景的英国家庭和个人（尤其是穆斯林）置于危险之中。如果这一轨迹无法被纠偏，那么英国将需要比健康的经济更多的东西来修复公民之间的信任。
什么是马斯克主义
近日，资深科技专栏作家约翰·诺顿（John Naughton）在他的专栏Observer里推荐了一本新书《马斯克主义：迷茫者指南》（Musk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马斯克主义：迷茫者指南》（Muskism: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埃隆·马斯克是一个通过不断吹大科技泡沫（如SpaceX近期打破纪录的轰动性首次公开募股）来敛财的天才兼梗王？是一个对人口崩溃大放厥词的狂热者？还是极右翼阴谋论的啦啦队长？以上皆是，甚至远不止于此。但昆·斯洛博迪安（Quinn Slobodian）和本·塔诺夫（Ben Tarnoff）在他们最近出版的新书《马斯克主义》中指出，将焦点完全对准马斯克个人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漏掉了一个核心问题：他究竟代表着什么？
他们的答案是：马斯克在两个方面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的精神继承者。福特发明了一种革命性的汽车制造方式，而马斯克则开拓了制造下一代汽车（电动汽车）的新道路。但两位作者的核心洞察在于，他们意识到福特不仅制造了汽车，还孕育了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福特主义”（Fordism）。
“福特主义”将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消费相结合，成为20世纪社会经济生活的操作系统。作者们声称，马斯克正在催生一种具有同样规模的影响力。他们将其称为“马斯克主义”，这也是书名的由来。
斯洛博迪安和塔诺夫写道，与福特主义一样，马斯克主义也是一个现代化项目，但其底色却截然不同。“福特主义重写了社会契约，承诺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每个车库都有汽车，每个厨房都有冰箱，工资随生产率一同增长。”相比之下，马斯克主义撕毁了这一社会契约，它只为少数富人提供“通过技术实现的自主权”，而将其他所有人排除在外。
换句话说，马斯克出卖的不仅是汽车、火箭和卫星。他兜售的是一种幻想——“在这个日益动荡的世界里，国家和个人都可以通过接入他的基础设施，来强化自身的自给自足”。
加拿大裔英国科幻小说家、科技维权活动家、记者和独立博主科利·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在他的博客Pluralistic上也写了一篇这本书的介绍文章。
这本书的切入点是：“马斯克主义”不仅仅指马斯克本人的言论、信仰和所作所为。它是凝聚在他周围的意识形态，既来自追随他的人，也来自他所关注的人。正如亨利·福特既没有定义“福特主义”，也没有完全践行它一样，“马斯克主义”虽然以埃隆·马斯克为中心，但并非埃隆·马斯克一人的创造。
那么，究竟什么是马斯克主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斯洛博迪安和塔诺夫列举了塑造马斯克本人的种种因素和影响。
首先是种族隔离制度，以及它那套“理性”的技术官僚威权主义系统。这套系统将白人定居者的奢华富足生活、对黑人的残酷监控与国家暴力，以及针对所有人的法西斯式言论控制融合在了一起。同时还伴随着绞肉机般的兵役制，马斯克同龄的年轻男子当时都被征召去镇压争取解放的起义。
种族隔离的顶峰恰逢个人电脑（PC）的黄金期。当时，PC以及随后的调制解调器正变得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快，如雨后春笋般普及。这让年轻的马斯克得以接触到南非法西斯泡沫之外的广阔世界，激发了他的全球野心。
在家庭层面，则是马斯克的家族：他的外祖父是一个自大而恶毒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因为热爱种族隔离和种族阶级制度而从加拿大搬到了南非。他的父亲则是一个虐待成性的人。
马斯克主义也是技术自由意志主义（techno-libertarianism）的一个新变种。传统的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试图瓦解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像安·兰德笔下的英雄那样“退出国家”。技术自由意志主义与定居者殖民主义紧密相连，永远在寻找一片“无主之地”，以便在不犯下“剥夺他人财产”这一原罪的情况下进行定居。因为在一个围绕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建立的“宗教”中，剥夺财产是最严重的罪行。
然而，马斯克主义并不寻求退出国家，而是试图殖民并控制国家。早在政府效率部（DOGE）成立之前，马斯克就在按自己的调子操纵国家机器，为他的太阳能和火箭业务争取巨额合同与补贴，依赖资金雄厚的大政府来维持其企业的运转。
马斯克是读着科幻小说长大的，并在自己的产品中融入了大量科幻梗（例如将他的聊天机器人命名为“Grok”）。科幻小说中不乏保守反动的政治倾向，但马斯克并未将他受科幻启发的宇宙观局限于反动文学。众所周知，他非常喜欢沃卓斯基姐妹的《黑客帝国》系列电影，并在解释自己为何热衷于将人脑直接接入电脑时，极力借用“母体”（Matrix）这一隐喻。他还将反对他的政治信仰定性为“思想病毒”，并将他的政治敌人称为“NPC”。
但马斯克与这一隐喻的关系，与右翼的“红药丸”叙事有着微妙而重要的区别。马斯克不想打破“母体”——他想控制“母体”。他想决定允许人们看到和讨论哪些观点（因为“大多数人对坏思想的防火墙都很弱”），他想把思想直接灌输进人们的脑机接口，他想废除任何形式的职场民主，用南非式的“白人老板至上”（baasskap/boss-ism）来征服世界。
在独立新闻节目《Democracy Now!》中，本书作者斯洛博迪安接受了访谈，谈了该书的核心论点。
通过掌控从近地轨道（星链卫星与火箭基础设施）一直延伸回地球（社交平台与AI算法）的完整产业链，马斯克实际上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回音室”，这个技术栈为他想推广的特定意识形态创造了一种完全闭环的生态。他有能力通过扩大所谓的“星链移动端”，为整个星球提供直接面向设备和笔记本电脑的互联网连接。在斯洛博迪安看来，这种垄断甚至可能将传统的独立媒体源彻底排除在对话之外，迫使公众只能被动接受他在公众舞台上发表的言论。
当地时间2026年5月18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萨姆森国际智能出行峰会上通过视频接受采访。
关于马斯克为何对种族阶级制度和工业自给自足有着深厚情结，斯洛博迪安从历史学者的视角给出了解释：马斯克将国家视为“技术赋能的堡垒”，认为这个堡垒需要不断加固以抵御外部和内部敌人，其精神原型正是种族隔离后期的南非政权。
在人们常规印象中，种族隔离后期的南非因政治体系巩固种族阶级制度而显得极度落后，但斯洛博迪安强调，当时的南非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发达的“高科技国家”：它从美国和以色列进口核技术并制造了自己的核弹；利用IBM的大型机进行人口分类，以实施种族隔离的具体治理；并在国内建立自己的汽车工业，形成封闭的、飞地式的经济体，同时又与全球经济市场紧密相连。
斯洛博迪安指出，这种历史经验正是马斯克如今成功兜售给世界的愿景：一种文明阶级化、技术赋能的“飞地式”世界观，国家乃至家庭都需要购买他的产品，方能在所谓文明崩溃的时代中自保。这种逻辑导致一个意识形态上的必然：马斯克有强烈动力在公众舆论中散布越来越多的恐惧与焦虑，借预言动荡和风暴为自己的产品制造更多需求，让消费者“全副武装”以求自保。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用“自由意志主义”或“网络自由意志主义”阐释硅谷意识形态，将其归结为安·兰德式个人英雄主义或殖民火星的狂热幻想。但面对马斯克一面极度依赖政府支持与补贴，一面又主导准政府机构（政府效率部DOGE）拆解和裁撤政府这一表面矛盾，斯洛博迪安给出了颠覆性的解读：至少自2022年ChatGPT推出、AI浪潮爆发以来，传统的轻资产社交媒体平台资本主义（Web 2.0时代）已无法维系。科技巨头若要建造规模空前的数据中心，就必须依赖联邦土地放行，并消耗海量水资源与能源，因此无法再玩“反政府”的叛逆游戏，而必须与国家深度融合。
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斯洛博迪安将其概括为：一是“国家共生”（State Symbiosis），科技巨头的命运与国家权力已经极度缠绕在一起。二是“主权作为一种服务”（Sovereignty as a Service），科技公司不再寻求退出国家，而是试图殖民并控制国家，向国家出售统治与战争的必要技术。
这一趋势的先河由彼得·蒂尔在2016年与特朗普结盟时便已开创，如今整个硅谷领导阶层都紧随其后。马斯克在DOGE中主导的“预算削减”和“混乱裁员”，本质上并非消灭国家权力，而是在重塑国家对科技巨头的依赖性——正如“梅文计划”以及Palantir的宣言所昭示，高科技已变成国家机器的延伸。斯洛博迪安警告，随着SpaceX这类公司被快速纳入各大指数，全球普通人的养老基金、退休基金等公共资产，将被迫与这些创始人排外的个人愿景彻底绑定。
在公开场合，马斯克常描绘一个建立在AI和机器人技术之上的宏大未来：未来机器人经济体规模将是现在的百万倍，人类将实现“惊人的富足”，不再需要货币，每个人都可免费去土星旅游，他甚至援引科幻小说家伊恩·班克斯《文明》系列中的后稀缺社会，以论证自己愿景的崇高。
然而斯洛博迪安给予了尖锐解构：这些缺乏真诚、自由联想式的说辞，本质上只是“转移注意力的烟幕弹”，意在让人们忽视两个现实。其一，他的商业帝国实际依赖的是与国家权力深度捆绑的基础设施和军事合约，以及在太空部署AI数据中心这一完全未经测试的冒险理念。其二，他每天在X平台上实际推销和产出的内容，如频繁谈论“再移民”（remigration，极右术语，指通过扭转移民趋势恢复他们心中所谓的“人口纯洁性”）、有色人种移民的危险、白人出生率下降的危机以及文化等级制度，与他口中的乌托邦完全背道而驰——他正将该平台变成极右翼国际势力的扩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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